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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“文军长征西迁办学”的起点在临安天目山
2020-05-21 11:17:30

竺可桢,1890年3月7日生,浙江绍兴人,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。1936年4月开始担任浙江大学校长,历时13年。在其领导下,浙江大学开始了举世闻名的“文军长征”,铸就了浙大办学史上的一座丰碑。天目山荣幸之至,成为这一辉煌历史的起点。

浙江大学天目山分校的创立

《永远的大学精神——浙大西迁办学纪实》记载:

1937年9月14日,竺可桢校长在参加庐山谈话散会后,便立即奔赴远离城市、地处深山丛林中的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,与该寺妙定方丈商议,租借其寺院闲置房屋,作为新生的教学和生活所用。经请示,得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,于9月21日至26日,浙大一年级250名新生相继被安置在西天目山禅源寺,并于27日正式开始上课。从此,浙大师生开始走上了长达9年的救亡图存、铸造辉煌的艰辛历程。

浙大选择西天目山,应该出于以下几种考虑:一是随着全民族抗战爆发,澳门永利越来越不安全,学校需要寻找一处安全场所供学生学习。二是西天目山离澳门永利较近,有公路可达山脚。群山环绕,是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。三是山脚的禅源寺有较多闲置房屋,周边又有清幽学习环境。竺可桢在《大学生之责任》一文中写道:“禅源寺是我国东南各省的有名大丛林,西天目参天夹道的柳杉,更是中国各地所少见。在这种心旷神怡的环境之下,我们应该能够树立一个优良的学术空气。”四是有熟人做中间介绍。

竺校长在日记中写道:

“……中午,鲁珍约西天目主持妙空及当家人无净来谈,并在校素餐。……膳后仲翔与彼等商租屋条件,僧人要每月千元,而校中只允三百元,相去甚殊。余乃商诸罗霞天……”“……仲翔及鲁珍与西天目山和尚妙空及无净接洽租屋事,至晚始定每月租金四百元,假定以一年为期,由双方签字,罗霞天为证人。”

罗霞天

临安太阳人,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、常委、主任委员等职,1949年去台湾。

浙大天目山分校的师生们

竺校长在天目山设立分校,不是一时起意,也不是仅做短暂停留,而是有着精心的筹划和准备。

竺可桢校长在禅源寺

竺可桢校长对天目山本就熟悉,1936年一年当中就三游天目山,对天目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为了办好天目山分校,他选派学校相关人员赴天目山实地考察,积极协商寺院租借经费事宜,调查天目山交通状况,成立西天目临时办公室。

在浙大第13次校务会议上,学校决定:“大学本部迁天目山禅源寺,定9月20日之前先迁一年级”,“二三四年级定双十节以前迁禅源寺”。在师资安排上,学校也做了充分考虑。“9月7日,聘朱庭祜先生为本校天目山分校主任。”

朱庭祜:

上海人。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,是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、中国考察西沙群岛地质资源第一人,曾参加新安江等大型电站建设。

入学学生中,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,程开甲即是其中代表。程开甲1937年7月考取浙大物理系,为当年一年级新生,随校到天目山分校就读。

浙大导师制在天目山分校的创立

“10月12日,天目山分校,大一导师会举行成立大会。”

浙大在天目山分校创立导师制,竺可桢做了详细说明:

“我们行导师制,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。……诸位在大学一年所花的不过二三百元,而国家为诸位所花的,每年却要到一千五六百元,所以国家所花的钱,比诸位自己所花的要多到七八倍。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?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。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,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、坚强刚果的大学生,来领导民众,做社会的砥柱。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,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,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,就算满足。”

浙大西迁办学纪念碑

可见竺校长对导师制寄予了很大期望。“以我个人所晓得实行导师制的,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。”天目山是否就是中国导师制的发源地呢?

据竺可桢日记记载:

“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,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,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,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。”

天不遂人愿。随着战事逼近,天目山也岌岌可危。1937年11月底,浙大将天目山分校师生逐步迁移至建德办学,天目山分校办学历史暂告段落,但浙大“求是创新”精神在当地代代相传。2011年,为纪念浙江大学办学114周年,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在天目山禅源寺内落成,对这段办学历史做了最好的注解。

作者单位: 中共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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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澳门永利党史(ID:zghzdswx)    作者:中共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    编辑:郭卫    责任编辑:方志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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